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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 改变中国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来源:12月8日,新华社)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有了更加坚强政治保证。但党面临执政环境的复杂性和复杂性,党内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实践证明,管党治党,关系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必须下更大决心、勇气、气力抓紧抓好。 5年前,《八项规定》出台,全面从严治党由此“破题”,开启了一场正风肃纪、激浊扬清、刷新吏治的作风之变。5年后,当初仅仅600余字之规定,却扭转着时代风气的深刻变化,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依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只凭这一点,它已远超当初许众人预期;而且,当时认为公款吃喝等中国官场的“老大难”问题,竟然出现如此显著改善。 作风建设,成绩斐然。5年来,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把八项规定作为作风建设切入点,把全面从严治党为突破口,紧盯重要节点,从件件具体问题抓起,坚决杜绝“节日腐败”。截至今年10月,全国累查处超19.32万起,处理超26.3人,党政纪处分超14.5万人,真是累累硕果,成绩卓著,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与毅力。 这5年来,具体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风建设满意“答卷”。一开始就坚持问题导向,从具体的、细小的问题抓,从月饼、粽子等“小事小节”入手,狠刹“四风”。截至今年10月,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等三类突出问题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仅占3.5%。显然看出,违纪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减少,这更足以证明: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创新监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和新技术,大大拓宽监督渠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形成群众监督的浓厚氛围;“八项规定”修改实施细则,着重对改进调查研究等方面内容,作了全面规范、细化和完善;中纪委推出八项规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气,换新天。十八大以来,中央十二轮巡视和各级巡视巡察均把作为重要监督内容和监督手段逐渐固化为制度,构筑成反腐“天罗地网”,让隐变“四风”无处藏身。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只有将八项规定深入人心,彻底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才能不断推动党的事业前进,得到群众的拥护,中国的明天才会希望。才能让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不断深入人心,人民满意,世界关注,“八项规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国大地,让中国政治生态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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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有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外因上看,中国的强势反击让投资者看到了信心;从内因来看,现在的A股市场整体环境已经不再支持A股下跌,外资快速流进,而且美股在高位,A股在低位,A股核心资产的估值远低于美股同行业的平均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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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绘一幅画到做一幕戏:互联网时代历史教研新动向探微

日期: 2019-09-23 09:15:10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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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最近二十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商业活动与社会日常生活发生了颠覆性变革,互联网及数字技术所展现出的对人类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及社会系统的深刻影响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互联网重返学界——尤其是相对传统的人文基础学科——成为最近几年里全球性的一种新动向。尽管目前这些创新努力时间尚短,经验有限,远未臻于成熟,但以历史学科为例,短短三五年间,从最基础的教与学到最顶端的前沿研究的各个层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动向。在技术更新频繁的今天,及时总结、探讨这些新经验,既“预”社会之流,也“预”技术之流,对学科自身当是必要和有价值的。

  关键词:互联网/数字人文/历史教学/历史研究

  作者简介:梁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浩,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研究员;李中清,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讲座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大学生社会来源变迁的量化研究”(15BZS073)及香港研究资助局项目“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及地理来源研究(1865-2014)(16602117)的中期成果。

 

  重返学界是近几年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动向。物理学家最初是为了便利自身工作而发明了互联网(万维网),这也成为最近二十年来人类最重要的发明①。二十年来,互联网深刻变革了全球的商业活动(如网络购物与消费,亚马逊、淘宝等网站)和社会日常生活(如日常生活沟通交流的Facebook、微信等平台),逐渐从技术发展成为当下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因此,即便是历史等传统人文学科也不能不受此影响。最近五六年来,随着互联网服务学术研究和教学的程度不断加深,历史等人文学科的变革趋势愈发明显。不过,国内学者们尽管对此已有一定的关注和讨论②,但真正参与实践者还不多见。

  互联网时代的历史教研或将从过去“绘一幅画”的状况转变为“做一幕戏”,即从过去画家绘画般的独立工作转变成戏剧创作般的分工和系统化的集体工作。从一幅画到一幕戏,创作的模式发生了彻底改变,产品的特征也就全然不同了。这种历史教研的新特征,是互联网数据化、连接化、协同化和集智化特质在史学领域的生根和具化。数据化使得越来越多的文献甚至实物史料被数据化处理和保存,史料的远程及全天候开放利用成为可能,而且在以文本挖掘(Text Mining)和数据库建构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支撑下,越来越多的史料能够借助技术或电脑软件进行以定量为标志的相关分析,史学研究逐步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走向定性与定量混合研究。在教学过程中,技术方法的讲授与探讨也由此成为必需。随着数据化程度加深,材料间的连接(史料、数据)、材料与人的连接(材料的电子化和网上开放,拉近了其与研究者、学习者的距离)以及个人之间的连接(教学过程中师生间、同学间的距离被缩短,研究过程中因材料连接、共享等形成的研究者彼此的联系等)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必要。连接范围的扩展和连接成本的降低,使得有效的共同学习和协同研究在史学领域成为新趋势。基于这些特点,史学的教研活动逐步呈现出集智化特征。史学在保持传统单向的“师徒关系”教学和单打独斗的“一家之言”研究模式外,出现了新的多元互动和团队研究的新方式。

  这些新动向很可能会帮助历史学克服近三十年的重重“危机”,跟上时代潮流。1980年代以来,互联网大规模运用之前,“史学危机”已是历史学者们感同身受的普遍现象③。史学理论的“陈旧”,研究方法的“非科学化”、发现解读的“主观化”以及历史学教育培养出的人才难以符合市场需要成为诸多危机中最突出者。这一危机是持续的,而且是全球性的。如自197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大学中以历史学专业的硕博士生比重呈现出快速、持续下降的趋势(见图1)。

图1 中美史学研究生下降趋势图

  本文讨论互联网时代历史学可能或正在出现的种种动向,并不像已有讨论那样只是一种理论化的推测,而是基于一定实践基础的经验分析。这些实践即有一些国际化史学研究团队(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传记人物资料库项目,简称CBDB;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研究组)十余年来依靠互联网,基于大规模、长时段历史材料与数据库开展的量化研究经验,还包括像香港科技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近三年来依靠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简称MOOC)平台和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教学模式等进行的历史教学改革成果与经验。但总的来说,互联网技术在历史学领域内的这些深入影响是最近几年的新现象,相关实践非常前沿,不论是可参考的理论文献还是富有成效的相关案例暂时均不多见。尤其在研究领域,尽管海内外确实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中国历史方向的数字人文项目,但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还很不足。显然,若据此讨论互联网及数字技术对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带来的新气象是缺乏底气的,因此本文将集中关注较为成熟且已有实践效果的项目与技术,依次并按照教、学和研究的顺序来逐一探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在高校史学课堂及专业研究领域中的运用方向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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